胡适关于先秦哲学史的著作以名学史命名，就是把名辩之学作为主线。

当然，这种教学方式的问题在于，它只适用于小班。不管它们有何不同，最有影响力的指标都有一个共同的缺陷：如前所述，它们忽视了丰富多样的社会关系对人类繁荣的重要性。

至少，我们需要说明中国人对和的用法是尊重多样性的，而不是强调同一性。从政治上讲，我更倾向于认为，要判断中国的政治实践和制度是否在道德上合理，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不应成为唯一或主要的判断标准。例如，在山东大学，我举办了一个关于荀子政治思想的小型研究生研讨会。我们发现，相对富裕的小国往往是更和谐的国家。2004年移居中国后，我意识到儒学不仅仅是一种抽象的哲学，它还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伦理观。

这些社区塑造了而且应该塑造我们的道德和政治判断，我们有强烈的义务去支持和滋养这些为我们的生活提供意义的特定社区。更准确地说，自由之家以美国宪法中保护和强调的权利作为道德框架，从《世界人权宣言》中选择相关权利。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虽然失去了两汉经学独尊的地位，但在社会生活和文化各领域仍然发挥着实际的主导作用，这个时期儒家的反佛，主要还是从社会经济、王道政治和伦理纲常等方面来排斥佛教，但也开始出现从哲学理论的层面来对佛教加以批判。

他所说的二仪万物，虚假不真（《庄子?齐物论》疏）显然也是来自于佛教。（《老子》第一章疏）这里所体现的思想和方法，与佛教何其相似。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儒士虽然试图振兴儒学，但对什么是儒学往往缺乏确定的观念，故他们往往只是从某些侧面来强调儒学，例如柳宗元、刘禹锡关心的是儒家的人本理念，而韩愈、李翱等人则坚信儒家应占据中华文化的中心与主流地位。重玄学是渊源于原始道家、发轫于南北朝、融摄玄佛之宗义、以双遣双非为重要理论特征的隋唐道教（道家）的一种主流学说。

既而非但不滞于滞，亦乃不滞于不滞，此则遣之又遣，故曰玄之又玄。例如上述道教重玄学虽对佛教有所借鉴，但从先秦道家、魏晋玄学到隋唐重玄学的演变发展来看，其基本立场并未完全偏离道家与道教，其理论指向的并不是佛教的出世主义，而是入世的逍遥无为、长生久视。

正是不同民族与文化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使隋唐时的文化呈现出了鲜明的多元化的特色。隋唐时期的佛教就是在帝王的这种三教政策下时起时伏、曲折发展的，但其与儒、道思想的融合这一总的趋势则贯穿隋唐始终而基本不变。在隋唐道教的心性学中，无论是司马承祯、吴筠、王玄览，还是《常清静经》等新道经，都将心性的炼养作为得道的关键。四、隋唐三教关系与道教的发展 道教在隋唐时期也进入了其发展的兴盛时期。

进入 洪修平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隋唐 儒释道 。就道佛关系而言，道教主要借鉴吸收佛教的思辨哲学以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而佛教则对道教的法术斋醮等有所借鉴。一、隋唐三教鼎立的思想学术新局面的出现 佛教自两汉之际经西域传到中国内地，就与以儒、道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碰撞中冲突融合，互渗互补，从而构成了所谓的儒佛道三教关系。曰：‘髡而缁，无夫妇父子，不为耕农蚕桑而活乎人。

李翱的复性论主张去情、灭情以回复到本来清净至善的性，这显然是受到了佛教心性论的影响，但他以人性的本来清明为性善的理据，具有了本体论的特色，这为宋明儒学从天理观上说明人的心性开拓了道路。中国思想学术发展到隋唐，出现了鼎盛的局面，儒学、经学、佛学和道学等都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同时也出现了许多与以往不同的特点。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的学问，重视现实的社会和人生是其最根本的特质。正是经学上对传统观念的反思及其所导致的思想解放，以及重义理轻章句的取向在经学中的地位日益显著，才有了日后宋明新儒学的兴起。

[17](p.732)在这种对心性的推崇中，抽象绝对的道不仅通过心而与众生相联，而且心实际上也与道一样具有了形上本体的意义。儒佛道三教关系经过长期的演变而在隋唐时期出现三教鼎立的新局面，这与儒佛道各自的特点以及中国思想文化的根本特质也有密切的关系。这也从一个侧面表明，佛教心性论是唐代儒学发生变化的重要推动力之一，并对唐宋儒学发展的走向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原发《南京大学学报》。而隋唐道教重玄学理论的发达，正是道教思想与佛教思辨理论相互融合的一个典型例证。又恐行者滞于此玄，今说又玄，更祛后病。

世之上士，将欲由是以入者，非取乎经论，则悖矣。以天道与人道合一、匹配阴阳、纯阳为仙等为主要特征的钟吕金丹道，开启了后代影响深远的全真道之先声，而全真道是以三教圆融为宗旨建立起来的一个新道派。

唐初颜师古所撰的统一儒家经书文字的《五经定本》和孔颖达等撰的统一对经书义理解释的《五经正义》的出现是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事件之一，它标志着南北朝时期南北分立的儒学进入了统一的新时代，由此开辟的不仅是唐代儒学的新局面，更奠定了唐以后中国思想学术走向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随着长期分裂局面的结束，重建儒家伦理纲常的迫切性也日益提到了统治者的面前，因而隋唐二朝的统治者大都提倡儒教，这也对儒学的新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而武则天要变唐为周，便针锋相对地兴佛抑道。事实上，隋唐时期的中国化佛教各个宗派，都是在大量融合吸收了儒、道等传统思想文化的基础上才创立起来的。

有无二心，徼妙两观，源于一道，同出异名。因为循着天人不相预和天人交相胜的进一步发展，就有可能导致对统一的天地之道（理）的追寻，并从这种统一的天地之道（理）中寻找人道的依据。伴随着大一统下的民族融合的进程，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和融合也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其中尤以胡汉文化之间的融合最为显著。这个时期的佛教对儒和道表现出了不同的态度。

隋唐时，思想学术的发达表现在许多方面：经学上，出现了王通的新的解经学和融合南北学风的孔颖达等人编撰的《五经正义》以及各种私家注疏。类书编纂此时也发展到相当的水平，出现了《艺文类聚》等一大批对后世有重大影响的类书。

到魏晋时，佛教般若学更是借用了老子玄之又玄的重玄而以重玄之域来发挥涅槃义。人们在城市规划、水利建设、水稻种植、建筑、丝织、制茶、陶瓷、冶金、造船等各个领域，总结前人的经验，主动与世界各民族相互学习交流，不断开拓积累，发明创新，创造出了令世人瞩目的科技成就，并大大推动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等经济的发展，为社会的安定和思想学术的繁荣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宋代以后，以心性论为主要哲学基础的三教合一逐渐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如唐末五代道士杜光庭所指出的：梁朝道士孟智周、藏玄静、陈朝道士诸糅、隋朝道士刘进喜、唐朝道士成玄英、蔡子晃、黄玄赜、李荣、车玄弼、张惠超、黎元兴，皆明重玄之道。

例如，隋唐帝王大都支持并扶植佛教，但他们基本上都是在确立儒学正统地位的同时而以佛、道为官方意识形态的重要补充，在三教中他们其实都是更看重以儒学来维系现实的宗法制度。他对玄之又玄的解释则是：有欲之人，唯滞于有，无欲之士，又滞于无。隋唐先进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技术等在当时世界上享有盛誉，随着海陆通道的建立与完善，隋唐与世界各国之间的经贸和文化交流也日趋频繁，域外的使臣、僧侣和学者纷纷前来，既学习中国文化，同时也将当地的文化和技术带入了中国。他说：退之（韩愈）所罪者，其迹也。

隋唐儒家与佛、道理论上的交涉，更多的表现为儒家对佛教心性论的关注。隋唐时，佛教对正统儒家思想的融合吸收与合流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当时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中国人编的强调忠君孝亲等中国封建伦理纲常的佛教经典即是典型的一例，而佛教对当时有相当发展的皇族宗教的道教亦表示了足够的重视。

对道教，佛教则把道教与道家作了区分，引老子与老子之道来为自己辩护，同时既借助神仙方术来传播佛教，又对道教推祟的避谷长生等进行了抨击。例如柳宗元对韩愈的激烈排佛曾表示不满，认为韩愈只看到了佛教的表面，只看到了佛教的形式，而没有看到佛教的表面形式下所包含的有价值的内容。

而他在《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中对一位由学道而及学佛的道士的赞赏所表达的对佛、道通而同之的向往，则表明他虽然没有能完成吸收佛学以重建儒学的任务，但他在儒家立场上观照儒佛道三教关系，期望统合儒佛道以复兴儒学的意愿则表现出了儒学发展的方向。在三教鼎立的基本格局下，隋唐时期儒佛道三教中许多重要的思想家都从自身发展的需要出发以及迎合大一统政治的需要，提倡三教在理论上相互包容，这成为佛教宗派在这个时期创建各自思想理论体系的重要背景条件。